成锡忠:难忘的从军岁月(一)
作者简介
成锡忠 江苏南通人,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央视特约评论员、中国南亚学会理事、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常务顾问。
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曾在驻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任驻印度、巴基斯坦副武官,驻尼泊尔国防武官,以及联合国驻刚果(金)首席军事观察员,具有20多年从事外交、安全、维和的海外工作经验,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和海外安全问题研究。
编者按:中国武官肩负神圣使命,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军队的形象,为维护世界和平逆风而行。武官需要具备清醒的头脑、良好的军事素养、出色的外语水平,以及超凡的修养、风度和气质。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辞别父母、恋人,只身踏上陌生的天涯路。他们走过热血的青年时代、成熟的中年时代,一直走到两鬓斑白的晚年。
虽青春不在,但他们的雄姿神采、壮美情怀将在中国外交发展史上留下浓抹重彩的一笔,并将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 2020年末住院期间。图源:作者提供
2020年9月4日,我住进解放军总医院。这是我从军后第一次住院,第一次打点滴。军旅生涯40余载,不待扬鞭自奋蹄。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才明白,人生至此,应该静下来喝杯清茶了。
青少年的记忆
那个年代,多数人小时候都很苦,特别是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我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悲惨景象。
小学五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连续多年学业荒废,到高中时学校才恢复正常上课,学到一些知识。语文老师盛世昌是我们的班主任,陈永祥是我们的英语老师。这些老师在我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家境贫寒,放学回家就要做家务,喂猪割羊草。周末和寒暑假,到地里干活挣工分,从14岁开始挣的工分就足够我的口粮钱了。因此,我读书的成绩不算好,中不溜吧。
▨ 高中毕业师生合影留念。图源:作者提供
我叔叔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身经百战。我堂兄和大哥都是当兵的。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军装,想当兵。初一时,到我们家乡招兵的一位军官看中了我,要带我去当小兵,由于父亲的坚决阻拦,未能如愿。
1972年12月16日,我作为高中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体检结果为甲级,空军伞兵部队抢,海军潜艇部队抢。去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身为人武部长的我的大哥有发言权,他表态,“我曾在陆军当兵,我送我弟去陆军。”
锣鼓喧天,家乡的父老乡亲为我们送行,我们穿上军装,乘大巴到上海,在那里换乘铁路罐车到杭州西湖边,那里是原陆军第20军第58师的驻地。
一个月的新兵集训后,我被分配到第58师独立通信营无线电连。接着,是8个月的报务训练。我们无线电连的新兵,加上师属各团的新兵,共45人参加培训,分成3个班,各班的班长是老兵,我任第二班的副班长。
开训约半个月,我们班长家父重病请假回家,一去就是3个月。这期间,连里没有派其他老兵来当班长,而是让我代理班长职务。当兵没有几天,就要领导一个班,确实是一个挑战,关键是其他新兵服不服。我从业务训练、内务卫生、公差勤务等各方面,以身作则,并提出一切向我看齐,“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班长不在期间,所有的事情井然有序,连首长都赞叹不已。
报务员培训淘汰率比较高,最后能胜任报务员工作的约为半数。发报、抄报、干扰报,特别是干扰报,三四个信号混杂在一起,音量忽高忽低,相互缠绕,这就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外面的汽车鸣喇叭都听不到,紧紧跟住一个信号。培训结业考试,我各科成绩名列前茅。
1973年底,我所在部队野营拉练,从杭州出发,徒步前往安徽大别山区。我们的电台是师对师属各团的指挥电台。一部电台由三部分组成,即发信机、收信机、发电机,发电机最重,可能由于我身体强壮,让我背发电机,外加自己的被子衣服,估计有三四十斤。一整天负重徒步爬山,步兵到了宿营地,就可以烧水烫脚休整,而我们则需要立即架设电台值班工作。
什么叫“寸步难行”,我可体验过。有一天,我们正常负重行军约60公里,本以为可以宿营休息了,但傍晚时分在安徽的山区,突然上级命令我们跑步急行军20公里。到达目的地时,两条腿难以再挪动了,由于长时间着力和摩擦,足掌全是泡。
更痛苦的是次日,布满被挑破血泡的足掌,再站立起来开始新一天的百里行军,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此外,我年轻时本来就是血鼻子,经常流血,野营拉练流血更频繁了,连首长发现我的脸色苍白,把我抓上卫生车,但我总有办法逃离卫生车继续与电台一起行进,这主要与我们王成林台长的一句话有关:“谁英雄谁好汉,野营路上看一看。”
安徽大别山区,军事演习,头上️飞机轰炸,地上火炮齐鸣,与战争差不多,置身那种环境下,真的就不怕死了。在基层部队两年的生活,是一生中最愉快的,那个时候个人心地单纯,战友相互关爱,连队就像一个大家庭。
▨ 46年后,作者与其当年的台长、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时的副连长王成林重逢。图源:作者提供
1974年10月,我依依不舍告别老连队,前往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要是不去上学,就有机会参加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了。我的老部队参加了这次战争,我当年的台长王成林参战时是副连长。197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先后参加外国医生针灸班的翻译工作和两个培训班的英语教学工作。
做什么事,都需要一种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精神。为参加外国医生针灸班的翻译工作,我在一个月的准备时间里既学中医常识,又背医学英语单词,熟记5000多个单词,至今还记得一个由15个字母组成的单词atherosclerosis(动脉粥样硬化症)。1979年5月我被调入解放军总部,9月前往孟加拉国任武官翻译。1981年转印度任武官秘书。
▨ 参加印度军方组织的活动。图源:作者提供
1983年回国在军队总部工作至1994年。1994年1月出任驻印度副武官,1999年1月转巴基斯坦任副武官,2002年4月回到军队总部。
电影里,外交官给人的印象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悠闲自得,是令人羡慕的神秘职业,但实际生活中,许多外交人员远离祖国、家庭和亲人,做出巨大奉献和牺牲。
我1994年赴印度工作时,女儿3岁多,在印度5年才回国休假一个月,2002年回国时女儿已经12岁。那个时候联系很困难,一般一个月才打一次长途电话。父亲病重不久去世,由于当时正承担一项重要任务,不能回国告别,留下终生遗憾。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连续工作8年多,从40岁到48岁,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工作期间,经历印巴卡吉尔武装冲突、巴基斯坦军事政变、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印巴空前紧张四大事件。
我们处在前线,发生这样的事情,总是冲在最前面,搜集掌握最新情况,研究分析事态发展,通宵加班是家常便饭。阿富汗战争爆发,我多次深入巴阿边境,搜集掌握实时情况,不时听到当面美国战机的轰炸声。
未完待续……
文字 | 成锡忠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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